一、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信息网络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犯罪滋生的温床。帮信罪和掩隐罪作为与信息网络犯罪紧密相关的罪名，在维护网络秩序和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准确区分这两个罪名，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处理案件，避免错案的发生，还能对潜在的犯罪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更好地遏制网络犯罪的蔓延。然而，由于这两个罪名在构成要件和行为表现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引发争议。因此，深入研究帮信罪与掩隐罪的联系和区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帮信罪与掩隐罪的概念及法律规定

（一）帮信罪的概念及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帮信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帮信罪的设立旨在打击那些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辅助支持，虽未直接参与犯罪核心环节，但对犯罪的实施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行为。例如，某些网络技术公司明知客户利用其提供的网络技术进行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服务器托管服务，帮助其逃避监管，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帮信罪。

（二）掩隐罪的概念及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掩隐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掩隐罪主要针对的是对已经形成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处理，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比如，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盗窃而来的财物，仍低价收购并转手卖出，试图掩盖财物的非法来源，这种行为就触犯了掩隐罪。

三、帮信罪与掩隐罪的联系

（一）犯罪行为均具有帮助性质

帮信罪和掩隐罪在本质上都属于对其他犯罪行为的辅助行为。帮信罪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支付结算等帮助，为上游信息网络犯罪的实施创造条件，使犯罪行为得以顺利进行。掩隐罪则是在犯罪所得产生后，通过窝藏、转移等方式，帮助犯罪分子隐藏、处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无论是帮信罪还是掩隐罪，其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其他犯罪的完成或后续处理提供了便利，都是对正常社会秩序和司法秩序的破坏。

（二）主观上均要求明知

无论是构成帮信罪还是掩隐罪，行为人在主观方面都必须明知相关情况。帮信罪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帮助。这里的明知既包括确切知道他人实施犯罪行为，也包括应当知道他人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掩隐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故意实施掩饰、隐瞒行为。如果行为人不知道所涉及的财物或行为与犯罪有关，则不构成这两个罪名。例如，在一个案例中，张三为李四提供银行卡用于资金流转，张三虽未直接参与李四的诈骗活动，但李四明确告知张三这些资金是通过网络诈骗所得，张三仍继续提供银行卡帮助转账，此时张三主观上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仍提供帮助，符合帮信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又如，王五收购了一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的电子产品，且出售者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凭证，王五基于这些异常情况应当知道该电子产品可能是犯罪所得，但仍然选择收购，其行为满足掩隐罪主观明知的要求。

（三）都可能涉及上游犯罪

帮信罪和掩隐罪的成立都与上游犯罪存在密切关联。帮信罪是对上游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其成立依赖于上游存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活动。如果上游不存在犯罪行为，或者上游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帮信罪也就无从谈起。掩隐罪同样以存在上游犯罪为前提，只有在明知是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才构成该罪。例如，在电信诈骗案件中，为诈骗团伙提供通讯技术支持的行为可能构成帮信罪，而在诈骗得逞后，帮助诈骗分子转移、隐匿诈骗所得的行为则可能构成掩隐罪。这两个罪名分别在犯罪的不同阶段，针对上游犯罪起到了不同的辅助作用。

四、帮信罪与掩隐罪的区别

（一）行为对象不同

帮信罪的行为对象主要是与信息网络犯罪相关的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例如，为网络赌博平台提供网络接入服务，使得该平台能够正常运营，吸引更多用户参与赌博；或者为诈骗团伙提供支付结算通道，帮助其接收、转移诈骗资金。这些行为都是围绕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本身展开，是对犯罪行为实施过程的协助。

而掩隐罪的行为对象则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具体包括犯罪分子通过盗窃、抢劫、诈骗等各种犯罪手段获取的财物，以及这些财物通过投资、经营等方式所产生的收益。例如，明知是他人盗窃所得的汽车，仍然帮助其藏匿、改装，或者将盗窃所得的资金用于购买房产，然后出售房产以掩盖资金的非法来源，这些行为的对象都是已经形成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二）行为阶段不同

帮信罪通常发生在信息网络犯罪行为实施的过程中，是对犯罪行为的即时帮助。在这个阶段，犯罪行为尚未完成，行为人提供的帮助直接促进了犯罪行为的进行。比如，在诈骗分子实施网络诈骗的过程中，行为人提供虚假的网站链接，引导被害人进入诈骗页面，从而使诈骗行为得以顺利实施。这种帮助行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犯罪能够得逞的重要因素之一。

掩隐罪则主要发生在犯罪行为完成之后，即犯罪所得已经产生。此时，行为人通过各种手段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掩饰、隐瞒，目的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例如，在盗窃案件中，犯罪人成功窃取财物后，行为人明知该财物是盗窃所得，仍然帮助其转移、销售，使被盗财物脱离司法机关的控制范围，这种行为就属于掩隐罪的范畴。

（三）主观明知程度不同

帮信罪对主观明知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泛。行为人只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就可能构成该罪，并不要求对上游犯罪的具体细节有清晰的认识。例如，行为人知道他人利用网络从事违法活动，但不清楚具体是诈骗、赌博还是其他犯罪行为，只要其提供了相应的帮助，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可以认定为帮信罪。

掩隐罪的主观明知程度则更为具体和明确。行为人必须明知其所处理的财物或收益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意味着行为人不仅要知道相关财物或收益来源非法，还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财物或收益与特定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例如，在收购二手物品时，如果物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且出售者无法提供合法购买凭证，同时交易方式隐秘，行为人基于这些情况应当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若仍然选择收购，就满足了掩隐罪主观明知的要求。如果行为人仅仅怀疑财物来源可能存在问题，但没有确切的依据认为其是犯罪所得，那么一般不构成掩隐罪。

（四）法定刑不同

根据刑法规定，帮信罪的法定刑相对较轻，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是因为帮信罪主要是对信息网络犯罪的辅助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处于次要地位。

掩隐罪的法定刑则较重，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掩隐罪法定刑较重的原因在于，其行为直接针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对司法机关追查犯罪活动的公然对抗，严重影响了司法秩序的正常运行，社会危害性较大。例如，在一些涉及大量犯罪所得转移的案件中，掩隐罪的行为人通过复杂的手段将巨额赃款分散、转移，给司法机关的追赃挽损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对于这种情节严重的掩隐行为，依法应判处较重的刑罚。

五、司法实践中区分两罪的难点及应对策略

（一）难点分析

1、行为表现的交叉性：在实际案件中，部分行为可能同时具备帮信罪和掩隐罪的特征，导致难以准确判断罪名。例如，行为人不仅为上游犯罪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在犯罪所得产生后，还参与了资金的转移、隐匿行为。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前期支付结算行为符合帮信罪的构成要件，而后期对犯罪所得的处理行为又与掩隐罪相关，如何准确界定行为人的罪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2、主观明知的认定困难：无论是帮信罪还是掩隐罪，主观明知的认定都存在一定难度。由于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可能会刻意规避法律责任，否认自己明知相关情况。例如，在一些案件中，行为人声称自己不知道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会被用于犯罪活动，或者辩解自己不知道所处理的财物是犯罪所得。司法机关在认定主观明知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行为方式、交易价格、交易环境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准确把握这些因素的权重，形成合理的判断，仍然是一个挑战。

3、上游犯罪查证困难：帮信罪和掩隐罪的认定都依赖于上游犯罪的查证情况。然而，在信息网络犯罪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上游犯罪往往涉及多个地区、多个环节，犯罪链条长，取证难度大。例如，一些跨境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团伙在境外设立服务器，利用虚拟网络电话等手段实施诈骗，资金通过多个账户进行转移，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如果无法准确查证上游犯罪的具体情况，就难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上游犯罪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影响对帮信罪和掩隐罪的认定。

（二）应对策略

1、综合判断行为的整体性质：对于行为表现具有交叉性的案件，司法机关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全部行为过程，分析其行为的主要目的和核心特征。如果行为人的前期帮助行为对上游犯罪的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且后期对犯罪所得的处理行为相对次要，主要是为了实现前期帮助行为的目的，那么可以考虑以帮信罪为主进行认定；反之，如果后期对犯罪所得的掩饰、隐瞒行为是行为人的主要行为，且与前期帮助行为相对独立，那么应以掩隐罪论处。同时，还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如行为人的获利情况、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2、运用多种方法认定主观明知：为了准确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司法机关可以运用多种方法。首先，通过审查行为人的供述和辩解，结合其行为时的客观情况，判断其陈述的真实性。例如，如果行为人声称自己不知道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会被用于犯罪活动，但在交易过程中，对方支付的费用明显高于正常市场价格，且交易方式异常隐蔽，那么可以推断行为人应当知道其行为的违法性。其次，可以运用推定的方法，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在行为人无法提供合理辩解的情况下，推定其明知相关情况。例如，对于收购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的物品，且出售者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凭证的，一般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查行为人的背景、职业经历等因素，综合判断其认知能力和对相关行为的理解程度，从而确定其主观明知的状态。

3、加强协作，提高上游犯罪查证能力：针对上游犯罪查证困难的问题，司法机关应加强协作，形成打击合力。一方面，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之间应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沟通与协作，共同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例如，在跨境网络犯罪案件中，国内司法机关可以与国际刑警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司法机关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活动，获取更多的证据。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调查取证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涉案资金的流向、交易记录等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挖掘潜在的犯罪线索；利用电子数据取证技术，对网络犯罪相关的电子证据进行固定和提取，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还应加强对网络犯罪的预防和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从源头上减少网络犯罪的发生。

六、结语

帮信罪与掩隐罪作为与信息网络犯罪紧密相关的两个罪名，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二者联系和区别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它们在犯罪行为的帮助性质、主观明知要求以及与上游犯罪的关联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行为对象、行为阶段、主观明知程度和法定刑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区分这两个罪名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案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目前在区分两罪时存在一些难点，如行为表现的交叉性、主观明知的认定困难以及上游犯罪查证困难等，但通过综合判断行为的整体性质、运用多种方法认定主观明知以及加强协作提高上游犯罪查证能力等应对策略，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确保司法实践中对帮信罪和掩隐罪的准确认定。在未来的司法工作中，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犯罪形式的日益多样化，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这两个罪名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操作，以更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